据史料记载，浮梁产茶始于晋而兴于唐。在唐宪宗年间的《元和郡县志》中就有“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占全国八分之三）的记载，可见当时浮梁已成为国内茶叶的集散地。白居易名篇《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诗句，以及唐代王敷《茶酒论》中“浮梁歙州，万国来求”之句，更是生动地记述了当时浮梁茶叶商贸的盛况。到了宋代，浮梁茶不仅产量大，品质也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出现了很多优质产品。从马端临《文献通考》、范镇《东斋记事》和沈括《梦溪笔谈》等著作中，就能看到“仙芝” “嫩蕊”“福合”“禄合”等浮梁茶诏为贡品。之后，浮梁茶历经元、明、清数代而不衰，虽在明清时期茶业地位有所下降，但仍保持着区域茶贸中心的地位。

浮梁红茶的兴起

清中后期的同治光绪年间，红茶制艺开始传入浮梁北乡。此举给当地茶叶生产带来了技术性革命，使其以“形美、色艳、闻香、味醇”的特点而声名远播。加之正值销往西方国家的红茶贸易兴起，浮梁很快成为位居国内前列的少数红茶产销大县之一。

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浮梁红茶夺得茶叶类金奖。由于浮梁红茶的成功开发和快速发展，直接刺激了当地各产茶区收购、制作茶叶茶庄、茶号的兴起，也逐渐使地处深山僻壤的浮北境内涌现了一大批繁华集镇，至今在严台、磻溪、沧溪等茶乡古村仍保留着不少老茶号建筑遗存。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皖南茶厘局道员程雨亭在其所著的《整饬皖茶文牍》中，有“祁浮茶号，星罗棋布……浮梁茶号，均在北乡五里十里之间，冈岭重复，村落畸零，每村各有茶号一、三家不等”以及“徽州府属之祁门、池州府属之建德、江西饶州府属之浮梁，向做红茶。本年祁门茶号五十余家、建德十家、浮梁六十余家”等记载。上官俅1937年所撰的《工商通讯•江西浮梁县之茶业》中记载：“因有广东商人仿效两湖制造红茶之法，在皖属秋浦县（原注: 即今至德县）设庄监制红茶，引起磻溪村一带青茶商之注意。翌年(原注：光绪四年)春间，该村亦随之设立茶庄仿制，时仅一家，次年增至二家。至光绪七八年间，则附近之闪里（原注: 皖境）勒口一带，亦相继成立茶庄（原注：即茶号）。自光绪十年(1884年)后，即遍及浮属各乡矣。”

在1918年出版的《大中华江西省地理志》中也载有：“浮梁茶，唐时已著名，今红茶畅销海外，均为国货大宗。”“礓茶，味香色浓，外人乐购之。”可见，近代浮梁开设茶庄茶号的时间早、数量多，出口红茶的规模也很大。

开枝散叶畅销沪汉

随着浮梁红茶的畅销海外，有些浮梁茶商开始把茶号直接开设到九江、汉口、上海等外埠口岸，将本土运来的毛茶就近精制加工为箱茶，经洋行或茶栈直接出口外商，以不断扩大自身经营规模，使全县茶叶生产逐步进入一个全盛时期。我们可从浮梁磻溪村清末民初修的《汪氏宗谱》中窥见一斑。“海通以来，磻溪以茶输出外洋，岁赢无艺。其士夫挟巨资联翩沪汉之滨，与中外名流硕彦相往还……及观其四郊，土地无不辟，田野无不治，而其于茶也，农诵杜育之赋，工通陆羽之经，商富计然之策，甚至碧眼高鼻，不计惮祀商露，谕津梁诣其他，考其产，友其人，然后磻溪之食旧德而服先畴，又据新图而宏达略，保世而滋大，资富而永年。盖其农工商之焉。”寥寥数语，就把磻溪村红茶从汉口、上海输出外洋的贸易盛况和外商慕名而来考察的历史情况表现得很充分翔实。

另外，1995年，在浮梁磻溪村，还挖掘出了近代出口红茶茶号的木质雕刻“防伪印章”；2004年，在沧溪村也发现了清末恒德昌茶号的中英文双面图文的红茶商标以及其他茶号的防伪印章等文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祁门仅有一山之隔的浮梁江村乡严台村，自古就是浮梁著名的产茶之乡，当地乡民世代种茶。而世居此地的江流芳，依托祁峰山脚下汪坑坞的祖业茶山，于道光年间在本土开设天祥茶号，后随其生意越做越大，开始收购附近农民的“大红袍”，将茶号开到了十里洋场。

江流芳之子江资甫于1877年执掌天祥茶号后，更是精心打理，常年往返于沪，每年运沪销售红茶1400余担（自产鲜茶400余担），逐渐成为当地茶商的佼佼者。江资甫还乐善好施，曾捐巨资建北斗书院（1884年），为江村周边修桥铺路，颇得当地乡民的推崇。

为了让凝结着父辈无数汗水和心血的传统制茶工艺得以流传，江资甫于1914年撰写《制茶秘诀》，并写下一首绝句——条索细紧白毫露，黑褐油润杂梗无；香鲜馥郁蜜味美，汤色红艳带金箍。

浮梁祁红获奖始末

巴拿马金质奖章

民国四年(1915年)，天祥茶号精制的优质工夫红茶(商标为“祁红”)，经上海茶叶协会选送参赛巴拿马博览会夺得了茶叶类金奖。此金牌一直在江资甫及其后人手中，并于1989年捐献给了县政府馆藏。

时任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局长陈琪在1916年所著的《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190～192页）中，详细记载了中国茶获奖的原始资料：中国茶共获44个奖项，包括最高奖章7枚、名誉奖章6枚、金牌奖章21枚、银牌奖章4枚、铜牌奖章1枚以及口头表彰奖5个。这些奖项除了大奖章授给政府（农商部）以外，其他奖项均由民间获得。

但遗憾的是，在此次博览会上一举囊括了4枚金牌的上海茶叶协会和上海茶叶会馆，由于是以多家茶商抱团参展的身份出现，当时未说明参展品的原产地或出自的茶号，致使包括浮梁天祥茶号在内的几家茶号被历史埋名了。如：获同一奖项的上海茶叶会馆“红绿茶、三星牌红茶、地球牌茶”等，也去向不明。

而在这21枚茶类金牌中，“祁红”当时共获得两块金牌，除了天祥茶号这一块，另一块是在“忠信昌”茶号名下，而“忠信昌”也只是上海一家茶栈的名称，茶栈本身不制茶，只是管放贷和代茶号进行出口贸易。“忠信昌”送展的“祁红”，究竟出自哪一家茶号，亦不得而知。

浮梁祁红冠名依据略考

天祥茶号江资甫所制的红茶能获大奖，并非偶然。因其世居的浮北严台村，位于浮梁县红茶生产区域的核心地带，又紧靠祁门县优质红茶产地的历口、闪里、平里一带，实际上正处于祁门、浮梁两个祁红生产大县的中心区域。

当年浮梁天祥茶号所产的工夫红茶，为何以“祁门红茶”的商标来命名？因江氏家谱在“文革”中遭到损坏，失去了确切考据，但现存仍有很多文献史料和专家考证，可为破解这一历史谜团提供充分的佐证。

一是按地域来命名。在清末民初，产于祁门、建德和浮梁的红茶因地域相连、制艺相近、品质相同，均统称为“祁红”，而且不少著作把“祁红”作为一个茶区的产品。

如吴觉农于1933年所著的《祁红茶业复兴计划》载：“普通所谓祁门红茶，并非祁门一县境内之生产品。其连境之至德（秋浦改称，原称建德），及浮梁两县之所生产者，亦谓之（祁门红茶），简称祁红，亦或仅称（祁门）。”

1936年版的《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设立经过及其成绩》指出：“本省素以茶产著称，而尤以红茶为大宗，其产于修水武宁铜鼓者为宁红，铅山上饶等县者则为河红，浮梁即皖省之祁门至德三县所产者则合称祁红，色泽香味均极鲜美，不特非国内各地红茶所能及，即在国际市场亦已久驰名。”陈宗懋所著《中国茶经》《中国茶叶大辞典•茶叶卷》祁红条目中，也有“祁红，茶名，产于安微祁门、东至、贵池、石台、黟县等，历史上江西浮梁所产，亦称祁红”这样的叙述。郑建新所著的《祁红史话》，也把祁( 门) 浮( 梁) 至( 德)所产红茶列入祁红范围。

二是以茶山来命名。据浮梁江村乡严台村的很多老农口述，清未民初时，当地工夫红茶并没有固定名称，只因当时采摘于祁峰山桃树坞（坐落在江村乡塔里村）所产鲜叶加工成的红茶，其色味较好，所以有的茶商、茶号就在自己所加工的产品中写上“祁山红茶”、“祁门红茶”等商标，并逐渐在祁峰山周边等地固定下来，将其作为代名词。而“浮红”的称号，则是由1939年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内设“赣省茶叶运销委员会”后，才开始叫起来的。另外，据浮梁和祁门两地的县志记载，祁门本隶属浮梁，后由浮梁和黟县共同析地建阊门县，即为现在的祁门县。浮梁和祁门自古就同属一个茶区和茶类，在国内不少的茶类经济专业著作中都有这样的论述，如庄晚芳所著的《中国茶史散论》中，就有“浮梁与祁门历史上同属一个茶区”之说。1915年9月，民国政府农商部在安徽祁门设立我国最早的茶叶科研实体机构——安徽模范种茶场时，就下设了历口、秋浦(今东至县)、浮梁、修水四个分区，把浮梁所产的红茶纳入大祁红茶区范畴。

由此可见，天祥茶号以“祁红”商标来命名，是不足以为奇的。浮梁祁红茶获得国际金奖后，其生产销售进入了很好的发展期。据《江西通志稿》载：1936年，浮梁有65家茶号，茶园面积达12万亩，产量名列全省第三位。1939至1940年，浮北有茶号90家，加工茶叶合作社18个，出产工夫红茶16280担。不过，由于后来战火连连，外销受阻停滞，生产几乎停顿，茶号纷纷停业或倒闭，到1948年，浮梁红茶产量仅有5千担。

新中国成立后，浮梁茶叶生产得以恢复，种茶面积逐渐扩大。1950年，严台、合源、英溪制成的特级“浮红”送往北京作为礼品茶。1953年，以严台祁峰山下桃树坞的鲜茶叶为原料制成的高档名茗“孚钉”，被苏联国家产品鉴定委员会确认为祁红中的珍品。改革开放后，产茶历史悠久的浮梁县进入全国“十大重点产茶县”行列。